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最出色的理论著作，可以作为他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书写成于1946年夏他与潘光旦在苏州浒墅关避难时期。当时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天气极为闷热，费孝通颇有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经潘光旦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以待将来补正。费孝通请潘光旦写一篇序。潘光旦历来为人做序都非常认真，绝不敷衍了事。跟他的书评一样，他总是希望在评论别人作品时表达一点自己对研究课题的见解。也许是由于对费孝通这颗学术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洒洒，不可收拾，一写就是3万多字。这就是《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一文。他认为，费孝通的书写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学派的立场上，器局比较狭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他回顾了中西方社会思想分分合合的历史，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新人文思想，期望费孝通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