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十发的艺术智慧——《程十发的笔墨世界》导读二

如果从当代中国画家中评议最高智慧者，恐怕首选是程十发先生。

　　其智慧首先表现在艺术的广度上。

　　与大多数中国画家不同，程十发不仅以开一代新风的中国画确立自己，不仅以人物、花鸟、山水兼擅和工笔、写意、书法皆备的全能面目昭示于世，而且在连环画、年画、书籍插图等领域独树一帜，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绮丽多彩的笔触。

　　就历史比较学的意义而言，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美术的最高成就，并不表现在国画、油画、版画这些纯艺术门类上，而恰恰是不为多数论者所重的连环画，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崇高地位。特殊的时代氛围，将中国艺术家的创造才能限制在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之类的大众传媒上，而明清版画的传统，外来艺术的涵养，以及“思想性”、“进步性”、“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等的行政规导，又从意蕴与形式的双重关系上推动着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型艺术实现品格上的升华。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三十年间所产生的一大批连环画作品，数量宏富，风格纷繁，手法高超，境界精深，可谓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文化景观。程十发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以《阿Q正传一○八图》、《胆剑篇》等连环画和《儒林外史》、《西湖民间故事》等插图，体现了一位智者与众不同的选择。在白描、水墨写意这些常人习用的形式之中，他根据不同主题的需要，分别糅合了画像石、画像砖、民间艺术以及英国拉斐尔前派的造型意趣，将远自汉魏晋唐旁及乡风洋味的艺术因子化为个性鲜明的风格面貌。奇正相杂、亦庄亦谐、似古而新“程家样”，既切合了那个时代所鼓励的“大众化”要求，又巧妙地开掘和发扬了长期来被文人画所摒弃淡忘的中下层传统，并使之与讲究形式提炼、注重艺术品格的文人审美观化解整合。可以说，从形式美和风格化的角度着眼，程十发的连环画达到了当时所有同行都无法企及的程度。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伴随着文人画隐逸情怀与争取民族自强的时代主题相背离的现实，富有自律色彩的艺术追求更多地让位于适宜发挥社会功性作用的艺术取向。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社会情境中，几乎所有的当龄画家都自设或被设地走过一段主题先行、形式通俗和写生为上的道路。尽管上海画家比起其他地区画家来往往多一层形式追求上的自觉，但简单化的图解需要、西式的写生方法和入世使命感，则仍然或多或少地占据着大多数人的艺术思维。程十发将自己富于风格化的画笔，消融到主流社会能够认同的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古典人物等题材以及插图、连环画等形制中，就巧妙地规避了极左思潮的裹挟，在时代夹缝中觅得了自我发展的生机。一方面，他守护着以笔墨为内核的文人画精髓，使中国绘画艺术的纯洁性获得了价值、图式和趣味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他又用民间艺术“生趣”置换了传统文人画的“逸气”，幽默乐观的思致，夸张奇崛的造型，清新艳丽的色彩，编织成一张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审美之网，从而实现了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传统性与时代性之对峙的双重超越。

　　这一特点，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画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将粗笔与细笔、水墨与色彩、写实与装饰、奇诡与朴拙等等尽可能多的矛盾因素纳入同一个画面，而又达成相摩相荡、融洽无间的浑成效果，是程十发区别于其他画家的魅力所在。其以汉散隶参用傅山草书入尽的书画同构意味，以泥塑、剪纸、刺绣、皮影等民间艺术情趣充实文人画笔墨表现的文理互补匠心，乃“问我南宗抑北宗，东西中外古今同”（程十发《题秋山烟雨图》）以及“谁不学王羲之，我就投他一票”（韩天衡《立雪杂说——程十发先生其画其人》）的辨证治艺态度，无不寓含着敏于时代感悟和灵活取用传统资源的过人智慧。除了少数几件迎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主题创作外，程十发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土地上耕耘，却又始终赢得主流文化的青睐，并非出于偶然。行文至此，其实已经涉及艺术深度上的智慧问题了。

绘画的形象与形象的绘画，是两个截然相反却又互为依存的概念。当人们创作一幅画或感受一幅主要着眼于绘画的形象时，绘画本身往往在创作和感受之外，这种绘画不是绘画性意义与绘画形式的直接转换，而是政治性、伦理性或者文学性意义与绘画形式的间接统一。反过来，当形象的绘画成为人们创作和感受的对象时，绘画就具有了自律、自主的意味，它以别的艺术所无法取代的独特感觉、独特媒介、独特表现方式，将绘画性意义与绘画形式整合为一体。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绘画的形象主宰着形象的绘画，对内容第一性的要求和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使中国画的自律性追求失去了存身地盘。在当时的中国画家尤其是水墨人物画家中，程十发大概可算形式意志最强的一位。即使是刻意写实的主题创作，比如《歌唱祖国的春天》、《瑞丽欢歌》等等，仍然利用线条、色彩以及闲花野草所构成的装饰性趣味来置阵布势。至于《胆剑篇》之类以匹配内容之由而借鉴上古画风，更是典型例子。改革开放后，艺术宽容度增大，以形象的绘画为圭臬的艺术追求蔚然成风，程十发积蓄已久的形式追求的爆发力喷薄而出，一批又一批看似笔墨游戏，其实涵泳“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精神的画作，随着画家年龄的日趋老成而相继焕发光华。从中能够看到，元代以降尤其是晚清文集人画的某些笔墨范式，与溯源混浪于汉砖、唐俑等古今民间艺术传统乃至西方绘画观念的现代意识达到了新的统一，画家的个性风格由此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张扬。但和八五新潮以来愈演愈烈的前卫艺术相比，他又始终坚守着从传统中出新的理念，海派绘画善于与大众趣味或时尚机会相协同的艺术特色，也在这种理念和新的统一中发挥了背景支持作用。高雅而不孤高，通俗而不庸俗，浪漫而不孟浪，抒情而不滥情，作为程十发艺术在处理矛盾对立因素时的机智选择，总是保持着特有的张力，在专家与群众、智性与德性、绘画化与文学化之间左右逢源。也许，窥测程十发艺术智慧深度表现的最有效视角，莫过于那个统摄人品与画品的重要精神素质——幽默。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大型的公众场合，程十发总是轻松、和蔼地应对人和事，对于别人来说需要严重而肃之的题目，他可以一语释怀，举重若轻。从他手下流淌出来的画面，许多司空见惯的图式都被蒙上了一层奇特的意味：成群结队的游鱼，宛如无忧无虑的胖娃娃；叱咤风云的虬髯客，有着玩具警察似的诙谐感；以李时珍为题材的《问药图》，闯进了偷吃草药的山羊和拉不动它的小姑娘；《为怀素大师造像》的盘盘大幅，人影全无而只见芭蕉、蒲团和笔砚，若细看题识，则更令人忍俊不禁“辛酉之仲秋，欲为藏真大师造像，适大师游离兰若，乃不画其容而画其物”……如果说，幽默作为一种乐观和机智的情感，多半出现在民间艺术而非文人艺术中，那么，同为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化解整合，齐白石的幽默更多地茹含着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真性格，而程十发的幽默却经由十里洋场陶冶的现代市民情趣水乳交融。唯其如是，具体到笔墨或曰形式构成的层面，也就形成了齐主质朴，程主华美；齐多滞涩厚重，程多明快奔放；齐重倔劲与痴情，程重才智和潇洒的种种区别。充溢于后者的温煦气息、隽永趣味和敏捷巧思，既毋须像新潮美术或反传统艺术那样，通过对现实经验的话语疏离以保持批判意识，也不会像国粹派或传统人文价值的维护者那样，株守封闭的信念范畴而矜持不移。新与旧、奇与正，原理与原则，情境与生效，在这里交错、交融、互补、互生。前文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审美之网，正是以艺术品性上富于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机智幽默为经纬的。韩天衡《立雪杂说——程十发先生其画其人》中记载了一椿趣事：“一友以其赝鼎贻人，此人也发老老友。一日，出赝鼎嘱其鉴题，知画为伪作，其坦然缺陷笔作真品长题。并告余'说是假的，大家不开心，说是真的，皆大欢喜”这与其乡前贤董其昌“心知其伪而不辩，以此待后世子云”（董其昌《容台别集》）的隐忍态度相比，恰恰显示出程十发诙谐、随和、爽朗的个性。艺与人相表里，洵非虚语。

　　时值程十发先生八十华诞暨从艺六十周年纪念，谨致短章以为喤引，并祝先生笔随人健，焕发更多更大的艺术智慧！

　　　　　　　　　　　　　　　　　　　　　二○○○年八月于天钥楼